摘要：3.研究者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立场自社会性别这一女性主义法学重要的理论工具进入中国，目前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依循的路径都是以社会性别为逻辑推演的起始点，分析法律（或我国法律）参与构建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的过程。 ...
第二，现代社会的中间阶层要求建构具备理性结构的行政机关，保障国家权力能够在结构完整、制度完备的行政机关中得到有效适用。
就竟司法实践中是适用德国法学方法论还是釆用日本民法解释学方法，法理学界一直有争议，比如法治反对解释吗？、司法是采克制还是能动主义？这些论题频频出现，似乎难有定论。为此，还不如以基于现状的如何适当为标准，以结果的指向正当化，或者从结果出发付与理由方式更能形成说服力。
法院的程序不是无控制的，参与人受法律，也受有缺陷的法律约束，程序不可能被推至无限延续。其三，法律因不同的民族而产生不同的习性，正如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行为态度及组织形式。对于强调实质正义而言，一则，法律概念总是模糊的，总留有解释的余地，而解释的方法与可能性又通常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待选的可能性之间，哪一种能够导致对问题的最为公正的解决成为方法择取的衡量标准。惹尼认为，立法者于立法时只是以抽象的方式作规定，这与法官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判决是不同的，为了避免法官恣意的危险，应当尽可能避免其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必须基于客观性质的要素作出法的决定。尽管如此，从法律目的实现的角度分析，法律规范的形式化特征、明确性特征、一般性特征、稳定性特征、强制性特征等都具有两面性。
由于反对自由法学，利益法学又被视为对自由法学的反动。4．利益法学与其他学说的区别赫克认为，他所倡导的利益法学与其他学说的区别在于，利益法学运用利益概念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作为方法论上的辅助概念。[38]对民法通则设专节规定人身权（侧重于人格权），学者们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
[27] 参见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7 页。此处 权利，即为近代法上的权利。因此，除了肇事单位根据肇事人所负责任大小发给一定的补偿费之外，原单位仍应按劳保条例规定发给抚恤费。法律施以救济者，不限于 丧失或灭失 活动能力（《大清民律草案》），包括了 丧失或减少活动能力（《民国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
这些属于人格权的设权性规范。《民国民律草案》 仿德国立法例，不再设人格保护专节以倡扬人格，而是以学理淡化了人格之张扬，避免引发国民的热情。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人性尊严的反思，使得人格尊严在实证法上体现得更加充分和具体的同时，创设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凸显了人性尊严的基础价值。但毕竟禁止侵害说建立在后者救济条款上，与另外两种分类建立在前者设权条款上之不同，在逻辑分类上不是同一分类标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设权模式。所以，笔者采取实质性分类标准，以设权性规范之倚重不同，分总则模式和债权模式两种。例如，《民国民律草案》第 16 条和第 17 条关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自由不得抛弃的规定。
此节虽名谓人身权，但并未规定多少身份权性质的权利，而是对生命健康权（第 98 条）、姓名权或名称权（第 99 条)[37]、肖像权（第 100 条）、名誉权（第101 条）、荣誉权（第 102 条）和婚姻自主权（第 103 条）等具体人格权进行了规定。此条规范，几乎就是瑞士民法典第 28条之翻版。[30] 谢怀栻：《私法》 序，载前引[9]，易继明主编书。在总则编人格权规范中，同样也重点规定了姓名权（第 19 条和第 20 条）。
诚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格得以被尊重和保护的实践，私法上的人格权与宪法上的人格权之通约，往往依赖的并不是纸面上的法律文本，而是司法实践、特别是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裁判。其三，单独成编（参见曹险峰：《人格、人格权和中国民法典》，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0 页以下）。
有关自由和隐私的论述，分别参见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71 页。这三个条件，对于人格的形成并非充分的，但是，一个自然人要转化为一个法律人格，以上三个条件则是必须的。
[31]不过，此一时期的立法也非全然空白，如前述 1950 年婚姻法，在法律理念上受到苏俄婚姻家庭法、民国民法典亲属编和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立法政策的影响，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以及保护妇女儿童原则，特别是在妇女解放意义上，被外界誉为中国大陆 恢复女性人权宣言。虽然作为一种权利或利益（人身或财产），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侵害这种权利或利益，本质上也是对这一社会关系的侵害，但作为直接的侵害对象，还是应该以所侵害之权利或利益进行直接表述，这样更加符合规范逻辑和生活语境。从逻辑上讲，《大清民律草案》第 9 条关于 行为能力范畴，的确如规定所称，可定义为 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这似乎蕴涵着 拿不死之鸟来譬喻自然生命的一个东方神话：这不死之鸟终古地为它自己预备下了火葬的柴堆，而在柴堆上焚死它自己。内容提要: 《大清民律草案》吸收先进法律文化，采纳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之法律人格学说，在总则编设人格权一节，并通过总则和债权相结合的方式确立了人格权权利体系，奠定了中国人格权立法之基本走向。在民法通则设民事责任专章（第 6 章），其中侵权的民事责任一节中以救济为主，但设权性规范隐含其中。
自由权并不包括在内，与西方国家法律的发展显有不同。但即便如此，身体权是否包含在这其中? 再如，民法通则对隐私权、自由权等重要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
[84]注释:[1] 例如，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其中，第 1 款第 1 项规定了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
这是一个权利的发现过程，也是人格权发展最富有魅力的部分。[32] ［日］ 富士谷笃子主编：《女性学入门》，张萍译，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8 页。
这样，改革开放之前，制定之民事法律除 1950 年婚姻法之外，付之阙如，惟有以政策或行政法规 管理民众之民事生活。[26]从比较法的意义上讲，民国民法是当时世界上一部较为先进的民法典。[24] 民国民法在台湾的总体修改情况，参见王泽鉴：《民法 修正与民法发展》，载王泽鉴：《民法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序言。只不过依然没有正面规定人身自由或人身自由权。
三是增加了债之给付中的侵害人格权的规定，即增订第 227 条之 1 条，规定因债务不履行导致债权人之人格权受侵害者，准用第 192 条至第 195 条及第 197 条之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联营等，民法通则并未赋予其享有姓名或名称的权利。
2012 年 5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新发布了国家赔偿金标准。[58] 例如，德国 2002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债法现代化法在债法领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在一般给付障碍法中改变了次级请求权体系，确立了两种简单损害赔偿的形式和三种因不履行而损害赔偿（即所谓 以损害赔偿代替给付 规则）的形式，拉近了传统意义上的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距离。
第 43 条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64]不过，以瑞士法与德国法之区分谈人格权立法，相对于现代社会不断扩张的人格权来说，未免显得有些陈旧。
此章第 1 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开宗明义：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 9条）。德国民法典之第二草案曾有法人人格权规定，但最终放弃。[8]但笔者认为，从法国民法典到德国民法典，不是人法到物法之变化，而是抽象的人格张扬到具体人格之实现，蕴涵其中的是自然法思潮向实证主义法律思潮的转换，这与两部民法典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等有关。该条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得请求法院去除其侵害。
《民国民律草案》第 263 条第 1 款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致被害人丧失或减少活动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者，应支付定期金于被害人。[63] 杨立新主编：《中国人格权法立法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 页。
《大清民律草案》 吸收先进法律文化，采纳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之法律人格学说，在总则编设人格权一节，并通过总则和债权两结合的方式确立了人格权权利体系，奠定了中国人格权立法之基本走向。德国民法典是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结合下的开明专制产物，而法技术则 一直是脍炙人口的。
《民国民律草案》第 1 条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诞生，终于死亡。[13]俞江教授试图解读出新意，认为这里侵害之表述不同于瑞士民法典上不法侵害，突破了侵害人格权须以不法为条件这一限制。
